昨天还在参加两会，今天就被调查。据网站报道，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，正在接受组织调查。作为新年里的又一只大老虎，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被调查引来多方关注。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曾因极具个性化的施政方式引发争议，有媒体报道称，在仇和执政过程中，对他攻击最多的一个词是“政绩工程”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，往往最终又被默默接受，对于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。

　　《南方周末》2004年曾撰文《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》，描述的正是仇和10年前在宿迁施政的点滴，原文如下，有删节：

　　宿迁市委书记仇和，8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。他的施政历程，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、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。

　　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：有人说他是酷吏，有人认他如青天；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，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；有人怒斥他“简直是胡闹”，有人鼓励他“大胆地试”……

　　本报记者为此专赴宿迁，作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采访，努力真实还原仇和“惊心动魄”的改革历程，探索其行动之后的思考和观念。

　　仇和的做法让人容易想起吕日周，想起“陈卖光”……这些都是在大变革时代的中国，走出自己独特轨迹的基层官员，但他们的身后也多少都带了些“人治”的影子。而仇和的独特之处还在于，他以“人治”的方式，最早在全国完成了干部“任前公示制”、干部“公推竞选”等建设民主制度的试验。

　　即使跳出与之利益相关的圈子，这依然是一个在现有评价体系内让人左右矛盾的人物。我们因而努力呈现出一个信息全面的样本，我们知道，对这样一个“压缩饼干”式的激烈改革及其发动者，决不是选择一个“好”或者“坏”的标签贴上那么简单。

　　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，宿迁市是个寂寂无名的地方。这个8年前新建的地级市，历史太短，知名度太低，而且太穷，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，宿迁排名倒数第一。

　　但这几年，宿迁市又是一个太出名的地方。这里“盛产”新闻，尤其出产“负面新闻”，宿迁频频成为外界媒体曝光的对象，并连续出现了几起标志性事件：

　　1998年，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，给教师下达“招商引资”任务，结果引起集体罢课，此事被央视《焦点访谈》披露；

　　1999年，又是沭阳县，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，在电视上予以亮相、念检讨书，取名“沉重的忏悔”，此事被本报曝光；

　　2002年，宿迁推行1／3干部离岗招商、1／3干部轮岗创业，政府催生了上千“官商”，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。

　　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，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，变卖幼儿园和医院，引起激烈争议。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的短短时间内，被很多官员视为“政治杀伤力极大”的《焦点访谈》，三次聚焦宿迁。江苏省一位官员评价，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，实属罕见，实非寻常。

　　耐人寻味的是，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，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。8年来，他从沭阳县委书记，升任到宿迁市市长、市委书记，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，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。但他一直隐于幕后，面对媒体的质疑，从未试图去公开解释。

　　这8年，两种极端评价共存于他一身：有人说他是酷吏，有人认他如青天；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，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；有人怒斥他“简直是胡闹”，有人鼓励他“大胆地试”。

　　他是一个有留美经历的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，他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农家孩子，他还是一个性格倔强面孔复杂的官场中人。

　　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时，这个圆脸大耳、眼袋很大的市委书记，伸出双掌握住你的手，手心温暖，笑容亲切。

　　在宿迁，现在还存有一个“项王故居”。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西楚霸王项羽，是现宿迁市宿城区人。项羽的红颜知己虞姬，则正是现沭阳县人。

　　在记者临动身前，宿迁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，受命前来报社了解采访意图，闲谈起项羽，他的一句话却又耐人寻味：“其实外界对宿迁改革，从来只见其勇，而未见其谋。”

　　宿迁地处苏北中部，1996年之前，宿迁还只是隶属淮安的一个县，其后为加快这个贫困地区的发展，并四县一区为宿迁市。

　　从徐州机场到宿迁市只有几十公里。进入宿迁境内后，高速公路旁树着一块醒目的大牌子，写着“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，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，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”。下面的落款是“江苏省委第十届五次全会决议”。

　　宿迁市四处可见绿树，但看不到一块草坪，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告诉记者，“这是仇书记的思路，他认为草坪华而不实，绿树可以遮阴。”

　　宿迁市委市政府地处城郊，门前是一个巨大的水泥广场，但广场上又摆了数十个大木箱，里面栽着树，据说这是当时仇和在欧洲考察时，看到了，“马上就打电话回来要求办”。

　　在出租车司机王加义眼里，评价仇和的标准很简单，“治安好了，经济发展了，他是个好人，办了不少实事。”

　　类似这样的评价，让记者颇为迷惑：一些干部和被改革对象对仇和怀有怨气；但在平民中，几乎人人说他好。一任地方官的口碑，真要好到近乎众口一辞，那为何外界又对他批评不断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？

　　在20多天的采访中，记者对8年来沭阳和宿迁的改革，作了不同侧面的调查，访谈了20多个官员，随机走访了数十位市民，抽样调查了3个村的农民负担情况，并与仇和进行了3次共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深谈。

　　有些事实好像弄清楚了，有些问题反而好像更糊涂，毕竟要以20天的时间，来了解一个地区、一个富有争议的人，显得太短。

　　虽然如此，但仇和执政8年来的风雨起伏，仍然足以让人惊心动魄，他的所作所为，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、现实的政治体制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影响，记者无法尝试去下一个定论，只能作一些如实的记录。或许正如仇和自己所说：“中国的评判标准总是二元化，不是对，就是错，不是好人，就是坏人，有没有一个模糊点的？”

　　对于一直在农科院、科委工作的仇和来说，1996年12月8日，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：当天，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、副市长之衔，兼任沭阳县委书记。

　　“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，一个宰相，一个县官。”此话后来被他常常引用，从中也可以看出，他对当初出任县委书记一职的重视。

　　仇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带来了争议。上任当晚，他夜巡城区，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。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，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：“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？”

　　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“清洁工”，两周之后，环境有了明显改观。但议论随之而来，说他“不抓工，不抓商，只抓四面光”。

　　但是，仇和的强硬和“铁腕”的一面慢慢表现出来。他将矛头开始对准社会治安。

　　在连续几次部署严打后，仇和却发现上午开会，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，“治安的问题是一家。”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，仇和这句话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：“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，你要收回这句话，挽回影响。”

　　“当着千多人的面吵啊，”沭阳县一位干部后来告诉记者，“场面乱作一团，仇和脸色铁青，说‘那让事实来证明，我说的对不对’。”

　　1997年2月20日，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，调县委政法委工作。新任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、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。其后，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，对嫌犯展开追捕。仅1997年一年，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。

　　这一场交锋，以仇和的胜利作结。与此同时，沭阳人见识了更多的“仇和风格”：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，他抬腕看表，“你迟到5分钟，站着听吧，站在门外听。”

　　发展到后来，在沭阳和宿迁开大会，每个与会的干部编号，设迟到席。每次会后，通报迟到缺席者，并勒令次日到纪委交检讨，罚款50—100元。

　　乡镇干部曾极为头痛仇和神出鬼没的巡查，一位镇长家在县城，仇和打手机查岗：“你在哪里？”镇长说，“我在办公室啊。”“那你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到我手机上。”这位镇长一下呆了，仇和说，“我就在你办公室。”

　　这种事情多了，干部们后来养成一个习惯，即使在上厕所时也如实汇报：我在撒尿。

　　县公安局一位股长的儿子，到一位外地投资者开的“健康游泳馆”游泳，之后不给钱，还将老板揍了一顿。仇和接到投诉信后，将股长撤职，在游泳馆门前设了一个治安亭，“管不好儿子，你到那里去站岗，只要再出事，都是你的责任。”这位股长半年后才官复原职。

　　事实上，仇和对官员队伍的震慑，更大的举动是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。他面临的对手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，此人主政沭阳5年，以卖官著称，开发局只有6个编制，却配了7名领导；粮食局正副局长多达16人，被讽喻为“书记处”、“干部局”。

　　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扶贫一年，愤然写下《沭阳卖官鬻爵盛行》的调研报告。不过并未撼动黄登仁的地位，1996年宿迁建市，黄被调任副市长。

　　仇和从外县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，一位检察长，以粮食局长叶志连案为突破口，在上任5个多月后，掌握了大量证据，随后与原宿迁市委书记联袂到省纪委汇报案情。省纪委负责人拍案而起：“马上开会，立案调查。”

　　成为经典镜头的，是此后审查黄登仁，接连供出41人买官，说一个人，纪委马上派人去“请”。当天仇和正率官员到各乡镇观摩，县纪委书记王益和拦下车队，到中巴车上一一找人。

　　这一幕震慑了所有官员，以致多年以后，沭阳官员仍在追问王益和，“当时是不是你和仇书记安排好的，演戏给我们看？”

　　那一年，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，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，副处级以上7人。（注：县级副科一般为副局长，副处级则为县领导。）

　　沭阳县一位官员认为，这其中也隐含了官场的政治斗争，不过铁腕反腐的仇和，无疑一举赢得了沭阳民心。1997年底，沭阳的一家小裁缝店挂出了这样一副对联：“求天求地不如仇和，治脏治乱不如治安。”

　　仇和由此树立了在沭阳以及后来在宿迁的绝对权威，这也使他后来强力推行一系列“胆子颇大”的改革有了现实基础。

　　但对于官员，仇和无疑也有另一面：在反腐正烈时，不少机关干部被查处，家属们情绪低迷。仇和想出的一个办法至今让干部们佩服：每个周六在机关开舞会，所有的县委常委都领有“做思想工作”的任务。舞步笨拙的仇和，从头跳到尾，每次邀请不同的人。他说“这种形式好，在办公室谈话气氛太压抑”。

　　仇和每年春节要给老干部拜年，“沭阳一共有48个厅局级干部，大部分是南下时留下的”，仇和每家得呆上10分钟，一共得耗时2天。

　　在就任宿迁市长之后，他到所有省直机关走访，拜见所有副厅级以上干部，这一举动让一些平时门前冷落的单位感觉“很温暖”。

　　有一次下乡暗访后，仇和突然问起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，“你的家乡是哪个村？”然后他临时改道前往，也没下车，就绕着屋子转个圈，看了看说：“哦，你就在这长大的。”几年前的一幕，却让这位工作人员至今记忆在心。

　　在仇和执政过程中，对他攻击最多的一个词是“政绩工程”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，往往最终又被默默接受。

　　沭阳全县在1996年前，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，其中34公里破损，72％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，人称“汽车跳，沭阳到”。

　　1996年该县财政收入1.2亿元，其中3000万元是虚假数字，财政历年赤字加欠发工资9150万元，而当年财政开支2.6亿元，缺口巨大。

　　仇和发动的是一场“全民战争”，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％，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，组成修路队，在高峰时，扣款达到20％，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，也被扣除10％用作交通建设。

　　“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，”沭阳一位官员回忆，“但大家敢怒不敢言，他是县委书记，又是市委常委，地位特殊，告状都没用。”

　　在这种背景下，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：黑色路424公里、水泥路156公里、砂石路1680公里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、11倍和8.5倍，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，以致江苏省的一位省领导感慨：按常规方式，50年也办不了。

　　至今日，公职人员工资仍然被逐月扣除。沭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勤生每月工资1600多元，2003年2月到8月，他能拿到手的分别是：1440元、1070元、1068元、1175元、1515元、1007元、460元，这也是一种被逼的牺牲。

　　一位基层官员就对此极为不满：“凭什么就要我们勒紧裤带？”他给本报记者开列了一个清单，一年被扣的资金包括：下岗、退休人员救济、招商引资、道路集资、宿迁修桥、路灯绿化、农民草改瓦等，共计9项。

　　“环境确实改善了，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，这叫享受并痛苦着。”这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，“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，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？”

　　另外一项引发争议的措施是，仇和要求1／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，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／年，完不成任务的干部，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，这种方法同样被人认为“显得霸道”。

　　在所有的“政绩工程”中，仇和从上任就开始推行的“小城镇建设”，引起的争议最大，受到的攻击最多。这项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，一楼作商用，二楼作住宅。

　　“3年内将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20％，用优惠政策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。”仇和此议甫出，社会舆论哗然。一幅漫画贴到县政府门口，画上的仇和，穿着短裤跨大步，结果裤裆裂开了。更极端的说法是，“仇和想搞政绩工程，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，往自己脸上贴金。”

　　县领导班子有不少成员均强烈反对，一位官员后来回忆，“大家认为，小城镇是自然形成的，用政府力量去强制推动，只能是拔苗助长。”

　　但仇和执意上马，并给每个乡镇下达任务指标，限时完成，他在常委会上后来宣布，“我也不强求你们统一思想，但我看准了的事，就要干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当时反对小城镇建设的，还包括宿迁市的几位领导，甚至省有关领导都打来电线月发生的一起事故，让压力达到了高潮：阴平镇供销社在改造楼房时，墙体倒塌死伤民工5人。

　　事故很快演变成对“小城镇建设”之争，沭阳县委向宿迁市递交事故报告，当晚却被该市一位领导打回来，“检讨不够深刻，要从根子上找原因。要检讨小城镇建设的思路问题。”

　　这份报告最后在出差的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干预下，才由宿迁市委转送省委省政府。

　　仇和当时决策进行大规模建设，更大的一个背景是基于经济测算：1997年至1999年，全国物价低迷，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，乡镇仅为250元。

　　正是这一点，后来为他赢得了民心：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900元／平方米，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。家住公园路17栋504室的赵刚，拆迁后获利5万多元。在记者走访的十多户居民中，情况大体相似。

　　从后来的测算来看，4年时间，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，用于修路、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。这些资金的启动，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，而可以作为参照的是，宿迁全市一年储蓄余额也才100亿元。

　　短时间的强投入，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，这些是仇和的政绩，而老百姓投入的资金，则可看作购买了长期利益的“股票”，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。

　　同样费思量的，还有他逼农民栽杨树，屋前屋后，沟边渠边全部种上，不少农民当时反对，甚至用开水去浇，现在杨树却成了他们最大的财产，宿迁现在办起了2300多家木材厂，一个产业已经形成。

　　对于仇和，村民们的想法很单纯，沭阳县赶步村李亚东就曾这样告诉记者，“黄登仁也‘收钱’，收了就没有了，仇和也‘收钱’（指扣工资），但他用这些钱给我们办了事。”